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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相声行当的规则讲，师傅离世后学徒要先清点书口。可在侯家的规则里，还有一项更重要：先把与朋友、同路的交游信札归档。侯耀文蹲在木柜前，一层层抽屉往外拉，厚厚的牛皮纸袋里装着上世纪五六十时代到九十时代的信件，上面写着了解又严肃的姓名：田汉、马三立只说了一句“师父走了”，随后整个人像是被抽暇。没有来得及哀痛太久，家里白叟遗物的收拾便摆在眼前——老艺术家留下的手稿、录音带、笔记本，简直占满了半间书房。

　　有人问，侯宝林凭什么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如此深的私家友情？答案并不杂乱：专业、学问和尺度感。1949年北平平和解放后，他便随文联戏剧改善委员会跑遍华北各地，直到1951年第一次走进扮演。其时他带着《买猴》《改行》等段子，周恩来一再拍手。表演散场，专门向身旁的人说：“多读书，好好练。”

　　这句嘱托，侯宝林一向紧记。他的确读书，也的确练。别看舞台上一张嘴便是包袱，暗里却常抱着《辞源》啃到深夜。英语、俄语他都不算通晓，但为了演《杀人喜剧》中的一句台词，他硬是翻完了中译本，又讨教外文出版社的修改，弄清楚“”的英文发音。1977年国庆款待会上，王光美听到他随口解说影片里的药瓶用处，不由侧目：“侯先生，您还懂麻醉剂？”侯宝林摆手：“看过剧本算了。”一句看似谦逊的答复，让王光美记住了这位“什么都想问一嘴”的相声艺人。

　　时刻来到改革开放初期，文化界百废待兴。1981年1月，王光美在人民日报宣布回想文章，托人捎到侯家，说“请宝林纠正”。换成他人，大概率只会抬手回封感谢信，可侯宝林偏不。他在稿子周围批注十多处，既挑标点也谈史实，乃至提示“某处人名最好用原名”。王光美收到后，当即补写长信，一再称谢。那份交游批注，现在仍静静躺在中国戏剧学院档案室里。